由于每届领导风格各不一样，辅助领导施政的部门，也就容易撤销后复出，比如省级的政府研究室。

　　哪些部门撤消后能复出？

　　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

　　官员被免职后可以复出，有的机关部门被撤销后也能复出。

　　4月初，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再次迎来了机构调整。不过与2009年被舆论誉为大部制改革典范的高调不同，顺德此次机构调整低调得多。

　　早在3月10日，顺德就下发了《关于完善区属大部门职能设置的意见》(下称《意见》)，但直到4月1日才有当地媒体报道，而一些基层部门则是2日才收到这份《意见》。

　　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机构调整中新成立的顺德区农业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低调挂牌。而其中的农业局正是2009年大部制改革中，被撤销的部门之一。

　　部门被撤销后“重出江湖”，顺德农业局不是第一例，不过各自方式并不一样。

　　哪些部门在复出？

　　自1982年以来，我国已经进行过六轮大规模的机构改革，国务院工作部门从最高峰的100个，减少到2013年的25个。

　　与如此大规模撤减部门不同，据廉政瞭望记者不完全统计，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复出的部门不多，有16个左右。这些部门大致可以分为几类。

　　我国改革开放侧重点之一是经济领域的变革，这就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最容易在机构调整中撤销后复出。

　　1988年，我国曾经成立过国有资产管理局，作为国有资产的主管部门。当时“只是对国有资产进行界定、评估、登记”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称。但1998年机构改革中，该部门被撤销。

　　“撤销之后，我们发现没有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不行。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产的职能负责。国务院可以讨论一个联想，讨论一个春兰，全国有几千、几万个这样的企业，国务院哪有那么多精力？”张文魁称。于是2003年，国务院又重新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。

　　由于每届领导风格各不一样，辅助领导施政的部门，也就容易撤销后复出，比如一些地方的省级政府研究室。

　　广东在1995年的机构改革中，明确广东省政府研究室是政府负责综合性研究、咨询任务的行政机构，予以保留，由省政府办公厅管理。4年后新一轮机构改革中，研究室被撤销，彻底并入办公厅。

　　但等到2006年，广东又下文将研究室在办公厅内“复活”，主要负责政府工作报告、省长及常务副省长的讲话稿及其他相关文稿起草。3年后，在2009年机构改革中，研究室被进一步升级，成为政府直属机构，恢复到了它1995年之前的地位。14年，完成了一个轮回。

　　不少地方由于区域情况不同，设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部门，比如福建沙县的小吃办、海南的旅游发展委员会。这些部门既容易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，也容易在撤销后重新恢复。

　　以山西为例。山西是产煤大省，1985年，其就成立了管理全省各类地方煤矿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厅。但后来在机构改革中，随着安全生产与行业管理职能分开，煤炭工业厅职能被拆分为2个部门。此后，这2个部门分分合合。直到2009年山西省机构改革，煤炭工业厅又再次恢复。

　　复出路径各不相同

　　据顺德区政府内部人士透露，新组建的农业局下设7个科室，其中5个科室是大部制改革前农业局的下设科室，另外只新组建了政策法规科和秘书科2个科室。

　　与原来的农业局相比，新组建的农业局显然不仅名字一样，职能也相差无几，甚至有所扩大。

　　如顺德区农业局这样沿用原部门名称、职能的复出最普遍。但不是每个机构的复出都这么直白，有些会改头换面，譬如深圳科技和信息局。

　　2009年，深圳大部制改革整合了科技和信息局、贸易工业局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等6家机构，组建了一个“巨无霸”部门——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。

　　这个被认为是名字最拗口的政府部门，从诞生之初就一直风波不止。最初是被网友曝出领导职务“一正20副”；2010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又传出该部门将被分拆的消息，但随后没有了下文；到2010年11月高交会期间，深圳市长许勤证实了分拆的可能性。

　　最终，在2012年2月，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正式撤销，两个新的部门——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、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挂牌。科技创新委员会虽然与科技和信息局名称不同，但被相关专家认为是另一版本的科技和信息局。

　　还有经历撤销——重建——再撤销——再重建的，比如水利部。

　　水利部最早成立于1949年，在不到10年后，它被撤销，与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电工业部。此后这两个部门分分合合数次，最终在1988年，水利部重新设立。

　　同样分分合合的两个部门还有计委与经委。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。4年后，从其中分出的部分机构和人员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。其后，国家计委、经委几经分合。

　　最终，在2003年国家经委在更名为国家经贸委后，与外经贸部合并设立商务部。而同年，计委更名为发改委。

　　复出的逻辑

　　对于农业局复出，顺德区委副秘书长李允冠称，这次调整是正常设置，也是根据顺德的实际情况需要而部署的。“重设农业局是考虑到全区在农村仍有70万参加股份合作社的农民，100个村居，仍然需要从区的层面来全面统筹，也是为了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”。

　　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，此次有些部门单独重设，不是要走精简机构的回头路，而是综合改革的需要。

　　但作为2009年顺德大部制方案的设计者之一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此并不认可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这种因需求重新设局的做法，其实是走回过去的老路。“农业局当时撤销就已经考虑到其基层治理问题”，“当时的思路就是把农业的市场部分统一管理，基层治理则交给社会工作部，如果按照这个说法，顺德高科技人才也多，是否又需要重新设一个科技局？”

　　有些部门复出，确实难逃“回头路”的质疑。

　　2010年，南京实行大部制改革时撤销园林局，将其职能分化到4个部门。但仅仅2年后，南京又恢复园林局挂牌，给出的理由只是需要设立“一个可以牵头统筹全市绿化工作的主管部门”。

　　当然，有些部门复出也是改革的需要。

　　以北京市金融办为例。早在2002年，北京市就成立金融办，但在当时地方金融作用不强，于是3年后北京撤销金融办，将其相关职能并入国资委增设的金融处。

　　等到2008年，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凸显，中央开始对地方政府进行机构改革，各地金融办才纷纷从中独立出来。同时，当时北京的目标是打造北方金融中心。在此背景下，2009年北京不仅重设金融办，还在全国率先升格为金融局，如此高规格的设置凸显了金融在决策层心中的分量。

　　部门得以复出最重要的逻辑还在于，有些部门的撤销并不是真的撤销，其机构虽然撤销但职能还在，一旦有机会，就可以卷土重来。